这次危机，他8年前就为中国做好了准备

2012，换届之年。

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

这一年，一本名为《两次全球危机的比较研究》的新书面世，两年后，该书荣获孙冶方经济科学奖。

这本书之所以意义非凡，在于书中提到的思考启示，最后写成了文件铅字，许多政策建议，后来都变成了现实。

毫不夸张的说，他是新常态的宣言书，新思想的播种机，新政策的宣传队。

您也许心存疑惑，一本研究经济史的著作，何以有先知之气？

从“他对我很重要”到中财委、人行、银监、国研中心，从社科院到北大再到国开行，一连串显赫的作者单位，无一不昭示着，执掌中国经济的决策者们，在提醒人们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即：

世界仍没有彻底走出最近的一次危机。

顶层设计的细微调整，会对经济产生杠杆式的连环影响，在全球市场再次剧烈动荡的今天，君临相信重读此书，对指导投资同样具有非凡的意义。

当然，这本书篇幅较大，而由于总执笔人关系，全书核心在于前两篇的“纲”，抓住纲，就基本上读懂了作者想传递给读者的信息。

可以将这本书的关键信息划分为三个问题：

1、为什么说目前仍处于后危机时代？

2、对当前经济的基本判断有哪些？

3、中国做了什么？

1

在解答这三个问题之前，有必要先简述作者的方法和研究逻辑。

如作者所言，分析方法采用马克思主义的，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关系视角。

历史的周期率是基本逻辑。

在经济思想史上，经济周期一直是经济学家的圣杯，无论是古典经济学、马克思经济思想，均从不同的视角观察和描述周期，并使用各自的理论框架来理解和解释周期。

既然周期性是历史变化和自然界的本质特征，那么以顺应人性的自由资本主义，也会继承这种特征。

换言之，只要时间够长，历史会不断重复自己，虽表象不一，但内核一致。

接下来，作者概括了自己“三段论”的研究工作：

1、试图理解两次危机发生前技术和经济背景的类似性；

2、刻画在这样的背景下政府行为和大众心理的特征，描述两次危机的宏观发展轨迹；

3、为应对危机的决策提供依据。

所以，在开宗明义处，作者自信的点题：

工业革命以来，资本主义世界危机频繁发生，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和本次国际金融危机是其中蔓延最广、破坏力最大的两次，它们都是资本主义内生矛盾积累到无法自我调节程度后的集中爆发。

那么资本主义有啥矛盾不可调节，以至于还没有走出危机呢？

下面回答第一个问题，即书中“危机孕育和征兆”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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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梳理作者的六大观点，并进行评论：

1、两次危机发生前，都经历了较长时间的由技术长周期推动的经济繁荣期，但前一轮科技进步对经济发展的直接推动效应在危机发生前已明显减弱。

第一次危机前，是由电力、内燃机、汽车为驱动的技术长周期推动；

第二次危机，则由电子计算机、原子能技术、航天科技为驱动力。

技术长周期进入末端，原有发展动力减弱，产业出现超额供给，经济增长就慢下来了。

中国手机产业链从成长属性，变为周期属性，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当增长乏力，回报率下降的时候，产业就必然面临转型升级。

但这“转升”关不是说过就能过的。

过不了关的过剩资金，大量流入房地产等金融资产市场寻找出路，便催生了资产泡沫。

第二次危机至今，人类技术水平并没有出现跨越式提升，移动互联网，新能源等只能算是老技术的升级。

2、两次危机爆发前社会财富和收入分配不公程度均处于历史高点。

第一次危机前，新兴产业相对于传统产业迅速发展，机器生产逐步取代手工劳动，美国产业集中程度在几次并购浪潮下提高，垄断组织开始在国家经济生活中占据主导地位。

从这个角度看，传统部门和新兴部门、工人和机器、小企业和大企业之间不同的位置，导致了收入的不平衡。

第二次危机前，老分配问题并未缓解，又出现了新问题：行业上的不平衡。

随着硅谷为代表的IT产业、以华尔街为代表的金融业不断壮大，财富加速向IT产业和金融业集中。

结果就是，现在的美国，依然没有解决分配的问题。

如今这根曲线更加陡峭

先不说废奥巴马医改，就拿建国的大减税来说，企业所得税给资本家减了，个税也减了，但偏偏中产阶级的个税不减反增。

理论上讲，政府少拿，企业多留利润，企业可能增加投资，扩大生产；也可能增加研发投入，提高产品附加值，开拓新市场。

但前者易，后者难，再加上个乱带路的政府，恐怕就难上加难。

所以在民主党看来，减税这一老梗早就在美国过去四十年被反复证明：

富人获得减税收益后不会先富带动后富，而是“自己的钱想怎么花就怎么花”，资本没有祖国，他们全世界外包工作机会，追逐低成本，赚容易钱，让利润最大化。

3、两次危机爆发前都存在由宽松货币和金融环境支撑的不可持续的过度债务。

20世纪20年代，美联储采取宽松货币政策，1933年，美国总体债务率达到300%的高点。

21世纪初，为抵消互联网泡沫破灭和“911”事件对经济的不利影响，美联储2001—2004年期间连续13次降息，并保持1%的超低利率长达一年。

美国信用消费急速增加，房地产市场过度膨胀，家庭债务激增。

美国总体债务水平危机前再次上升至历史高位，2009年达到GDP的370%。

为应对08年危机，美联储不仅将利率调至接近0，维持了近8年之久，这两年勉强加了几点息后，前几天又将利率再次调至接近0。

4、两次危机都处在金融监管大宽松的时期。

第一次危机时，美国金融业处于自由放任时代，没有金融立法，也无存款保险制度和现代央行制度。

20世纪70年代后，美国开始新一轮金融自由化。

进入21世纪，证券业普遍进行高杠杆交易，2007年杠杆率达到30倍，大赌特赌，终于将次贷这个巨型炸弹引爆。

尽管08年后，美国又重新加强了金融监管。

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管了金融行业，却没管到上市公司。

去年巴菲特接受雅虎财经访问，就提到有民主党参议员希望政府立法监管公司回购。

但股神的回答就很不民主党，他说：

应该由政府来告诉公司什么时候、或者至少满足什么样的强制条件才可回购吗？

如果他们手上的现金超过了企业的需求，那么在他们的股价被低估时，回购完全行得通。

股神的理想是一码事，实际是另一码事。

很多美国公司热衷于回购的背后，是高管希望通过提升EPS的方式推高股价，使自己的股票期权激励翻几番，让“市场发奖金”。

当回购从给股东发福利，变质成一种财技，那么这群利欲熏心的高管，就成功让长期看的是称重机的股市，堕落成投票机。

所以说估值，不能看EPS这种易操纵的指标。

好公司回购也就罢了，那些烂公司之所以也能回购，就是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提供的廉价货币，让这门“生意”能做下去。

又恰逢上台一个视阳线为执政KPI的总统，那更是干柴烈火，明火执仗。

5、两次危机爆发前市场都弥漫着过度乐观情绪。

第一次危机前，经济学家费雪在宣称“股市到了永不下跌、永远上涨的时代”，财政部长梅隆更是乐观“我们没有担忧的理由，繁荣的浪潮仍然会延续”

第二次危机前，伯南克提出“美国进入大稳健时代”，认为全球化和新经济已熨平经济周期波动。

建国上台以来，经常嘲讽这位乱放炮总统的交易员，嘴上骂骂咧咧，身体还是非常诚实，他们关注大统领推特，仔细咂巴这140字的只言片语，生怕漏过任何对市场的最高指示。

“一顿分析猛如虎，涨跌全看特朗普”并非空穴来风，无数敢与总统对着干的交易员损失惨重。

“没有人比我更懂股市”，建国的推特大字报，如出膛的枪炮般所向披靡，指向的市场，无不在言之凿凿的断言下闻风上涨。

以至于市场都在阴谋论式的怀疑，大统领拥有一支“听特指挥，能打胜战，作风优良”的白宫国家队。

如果说过去的乐观是天真，那么这次美股崩溃前的乐观，则是一种诡异而魔幻的乐观。

6、两次危机前都存在政府出台民粹倾向政策的情况。

第一次危机前，由于收入分配的悬殊，民间“均贫富”思潮泛起，为迎合选民。

胡佛就以“保证每个家庭锅里都有一只鸡，车库里有两辆车”，“没有一个国家会比美国更有保障”等假大空言论青史名留。

第二次危机前，从克林顿到布什，同样迎合选民，均以“实现住房自有率在本世纪末达到历史最高水平”为KPI。

他们前赴后继让美国购房贷款标准大幅下降，扭曲了住宅信贷中的商业审慎原则。

如今这位就更是民粹典型。

本来民粹主义意识形态核心，是崇拜人民，反对精英，特征就是反建制，即权力运行反制度化，打破法制、规则、程序，绕过执行和维护它们的政治阶层。

从这个角度看，民粹本有一种调整生产方式的改革效用。

然而，重视民众直接经验、诉诸常识的逻辑虽然使民粹能够有效动员大众，但无助于对复杂问题的长期应对，甚至会构成建设新制度的严重阻碍。

比如为解决美国人的工作问题，引导制造业回流上，就开错了药方。

明明是美国的贸易政策，华尔街的逐利短视，在长时间段上让美国制造缓慢衰落，偷走美国梦的正是这些巨富阶层，而不是全球化带来的竞争压力。

这群人操纵民意，选择了一个简单粗暴的逻辑转移矛盾，全世界开炮——打。

现代经济极为复杂，早已不是过去的零和博弈，迂回生产的扩大导致因果链条极长，很多直观上看起来非常好的政策，往往会带来事与愿违的结果。

例如美国家电企业就要求政府采取贸易保护措施以对抗海外竞争者，可一打，钢铝关税使得原材料成本暴增，反倒让企业巨幅亏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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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文可以看出，所有导致危机的征兆，如今的美国几乎一个也没有解决。

但美国社会也并非没有意识到问题存在，只不过政客们选择了最简单易行的办法：

抢过美联储的货币档把，肆意扳动。

对这种饮鸩止渴、舍本逐末政策的警惕，构成了作者摸准的症结——“判断和结论”的主要内容。

你也许要问，第二次危机以来，也是极低利率加无限印钞，美国经济似乎恢复了增长，股市也创了新高。

怎么就不香了？

在阐述作者“判断和结论”之前，首先要明确追逐货币政策这个“末”，是如何荼毒经济的。

货币学派的代表人物弗里德曼，有一句名言：“一切通胀都是货币现象”。

这句话本质上是准确的，但要具体来看。

一方面，美联储低利率+QE，并没有引发CPI的大幅上升，所谓的通胀并没有发生。

另一方面，通常指示经济过热的那些指标，诸如石油矿产等初级品，即生产要素的价格保持平稳，波罗的海指数也处于历史低位。

在现代银行的信用货币体系下，货币是通过借贷记账的方式凭空产生的。

这就意味着银行能向任何经济体提供源源不断的货币。

美联储调低利率和QE无限购买国债，宽松货币的本质，是希望社会多借款。

但将牛牵到河边，决定喝不喝水的是牛。

事实证明，无论流动性多充裕，利率多低，看不到盈利前景，企业家不会更多投资。

同理，如果消费者预期未来收入不会改善，就不会更多贷款消费，即便他们想，银行也不会贷。

所以宽松货币，并没有起到消费和投资扩张的作用。

那么宽松货币的功效到哪里去了呢？

实际上，从2013年起，关于美股泡沫化的争议就起，而事实上也是如此，以美股为代表的一些资产价格上涨了，例如黄金、艺术品、比特币。

这些上涨的资产有一个特点，非生产要素类资产，是储蓄和投机性的资产。

意味着这些上涨的资产，不会从生产成本一侧推动CPI飙升。

但能通过财富效应，从需求侧推动CPI飙升，因为持有这些资产的人更富了，从而导致更多的消费和投资。

理论上是这样，实际上没有发生。

因为资产泡沫中获益的人原本就很富有，账面财富增加已不能影响其消费水平，消费相对财富来说没有多少弹性。

不像月光狗领到一笔钱，肯定是火锅要吃，包包要买，手机要换的。

而正因为富有，他们能比普通大众更易获得信贷；

既然他们的消费缺乏弹性，那么钱的去处只会是投资。

但实体经济由于投资机会缺乏，人声鼎沸的储蓄和投机性的资产，则成了再好不过的资金去处。

我们在前文中描述的美股回购牛市，可谓再好不过的注脚。

所以宽松货币政策虽不会导致CPI失控，但会导致资产泡沫，形成“资产通胀”。

从而带来新的财富再分配问题，进一步拉大贫富差距。

松货币，本意是解决危机中的货币不足问题；但市场不缺货币，缺的是真实的投资机会。

所以廉价货币变相成为一种新的剥削工具。

这词对社会主义来说，是刺耳的。

所以作者的“判断和结论”，主要思考点，就是围绕金融和实体经济的关系，也就是第二、三个问题的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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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总结了十点，前五点关系到中国经济的政策取向，即：

1、经济经历由技术长周期推动的繁荣后必然进入深度调整阶段，乃至发生大的危机；

2、过度举债刺激需求是在维持“虚假繁荣”，只是推迟了危机的发生；

3、经济繁荣期收入分配不公等社会问题为危机的发生和过度举债提供了土壤；

4、防范和化解危机的根本办法是技术变革、产业转型和社会政策调整；

5、货币金融环境可能助长债务经济，放大“繁荣—萧条”周期。

标题即观点，我们梳理下：

危机大背景是技术进步减缓，容易钱不好挣了，举债刺激是掩盖问题而非解决问题，推迟危机发生。

收入分配不公，是市场经济自由竞争下带来的结果，一味刺激只会加大不公程度，解决办法是“政治社会制度调整”。

两者合起来，组成了危机的根本性解决办法“技术变革、产业转型和社会政策调整”。

所以当前的财政货币政策基调，正如人民日报《七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所言：

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加大力度，对企业实行减税，并用阶段性提高财政赤字率的办法弥补收支缺口。

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灵活适度，主要体现在为结构性改革营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降低融资成本，既要防止顺周期紧缩，也绝不要随便放水。

3月27日ZZJ会议上，也保持了政策稳定。

会议提出的“引导贷款市场利率下行，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并不是西方国家的大放水，而是：

“疏通传导机制，缓解融资难融资贵，为疫情防控、复工复产和实体经济发展提供精准金融服务。”

关键词是实体经济，所以寄希望危机，再通过楼市维持“虚假繁荣”，助长债务经济，放大“繁荣—萧条”周期，是不可能的。

技术变革，是一个长周期变量，依赖长期的坚持投入。

这几年对技术的政策支持节奏和力度明显加大，从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到新能源的财政补贴，从半导体大基金到操作系统国产化，“强基计划”等等。

实际上，技术变革更多是产业转型和社会政策调整的结果。

无论是产业转型还是调整社会政策，其目的都是让更多的资源和人才投入到转型升级上，技术变革才会不断涌现出来。

在2018年达沃斯论坛上，作者提出“一条主线，就是要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

供给改革的阶段性重点是“三去一降一补”，这里的“三去一降”已取得阶段性成果。

重点是这最后的“一补”，即“在整个经济结构中补上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和制度性短板”

这让我们想到了主政者对经济下行“结构性、体制性”的基本判断。

“一补”涵盖内容十分丰富，我们不妨举几个例子说明。

结构性问题必须以结构性调整应对，体制性的问题必须以体制性的调整应对。

以汽车工业为例，作者认为行政垄断对新产业发展的制约，他说：

“汽车工业发展的教训，政企不分的办法，不利于汽车工业竞争力的提高和规模经济的形成。”

又以服务业为例，作者认为服务业发展必须打破垄断，他说：

“现在，在金融、保险、医疗、教育、咨询、旅游等方面，存在着严重的进入壁垒，现行的一些公共政策正在阻碍正常的价格竞争，所以造成了这种短缺。

“从另外一个角度讲，中国未来经济增长的空间就在服务业，而解决增长的问题的关键就是反垄断。”

以服务业中的银行来说，在去年的中央经济会议上，有这样一句话

“引导大银行服务重心下沉，推动中小银行聚焦主业”

联系到上文ZZJ会议“复工复产和实体经济发展提供精准金融服务”，即大银行干大买卖，小银行就别想着抢大行业务，老老实实下沉，服务好中小微，挣辛苦钱。

去年的中央经济会议上，“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相关表述中就是“一补”的重要内容。

这里面文章很多，其中“改革土地计划管理方式，深化财税体制改革。要加快金融体制改革，完善资本市场基础制度”，和投资者关系密切。

有意思的是“土地”和“财税”连在一起的表述，土地和房地产是中国最大类的资产，政策调整影响巨大。

今年，新《土管法》实施，土地审批权下到地方，无一不显示土地政策和由此衍生的财政行为面临巨变。

“土地财政”在过去城市化进程中居功至伟，其中的“土地出让金”可理解为一次性收取的房产税，是房产税的资本化，这是一种变相的城市化金融工具。

新《土管法》实施后，取消了地方政府对土地一级市场的垄断。

那城市化的资金缺口怎么补？

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能开闸，就很能说明问题，但更重要的，或许是诸位手机里的“个税APP”。

别小看这个APP，这是国家税收征管能力，第一次触及到每位普通中国人。

他能收个税，就能收房产税，这是中国从间接税过度到直接税的重要工具。。

作者推崇的经济学家熊彼德说过：

“财政是一个民族普遍历史中必不可少的部分，一个国家的财政需求和政策直接塑造了一个民族的生活和文化。”

从“土地出让金”面对“大佬”的一锤子买卖，到“房产税”面对普通群众的细水长流，生意框架的变化，自然会重新塑造地方政府的行为模式。

一个更现代化的国家治理体系，正在悄然塑造，并将深度改变中国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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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指望一篇文章，说尽一位思想深邃观察者的格局全貌。

纵观2012年以来，他的思考确实改变了中国前行的方向，总结来说，有三点。

其一，是对中国发展战略机遇期的再评估。

2012年中央经济会议指出：

“从国际环境看，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基本判断没有变，同时，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在国际环境方面的内涵和条件发生很大变化。”

“我们面临的机遇，不再是简单纳入全球分工体系、扩大出口、加快投资的传统机遇，而是倒逼我们扩大内需、提高创新能力、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新机遇。”

重新阐释战略机遇期内涵，带来的改变就是经济发展方向的从“外”回归到“内”。

2019年，中国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57.8%，拉动GDP增长3.5个百分点，是第一推动力。

2007年这个数字，只有39.6%。

尽管外贸依然重要，但此一时彼一时。

过去发达国家经济扑街，中国经济就进ICU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再说了，A股现在也不是6142点。

其二，是金融和经济关系的再定义。

2012年第四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指出：

“确保资金投向实体经济，有效解决实体经济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坚决抑制社会资脱实向虚、以钱炒钱，防止虚拟经济过度自我循环和膨胀，防止出现产业空心化现象”

2017年第五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指出：

“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为实体经济服务是金融的天职，是金融的宗旨，也是防范金融风险的根本举措。”

美国金融背离核心职能，放弃行业传统价值、过度追求财富和创新，成为全球金融危机的肇事者。

这次“回购牛”的崩溃，也证明了美国金融并未调整生产方式。

插一句，此次疫情冲击金融市场，我们认为不会造成危机，只会导致经济衰退。

因为居民的资产负债表没有恶化的条件，相较于前两次危机，居民偿债率处于低位，所以这次踩踏本质上是“镰刀们”的内讧。

美国居民偿债率目前尚处于低位

中国金融未来会如何，德国的金融保守主义也许就是一个很好的参考。

其三，中国进一步由国际体系的参与者向塑造者转变。

2008年金融危机冲击了美元和美国在全球经济金融体系的地位。

新冠疫情也是如此。

有人说，全球化的时代结束了，美国人不带我们玩了，言语之间满是小心和恐慌。

要说全球化结束了，那也是以美国为中心的全球化结束了。

近年来美国通过多项涉及中国内政法案

君临想起了华为的“备胎转正”，这里面的未雨绸缪，这本8年前的书早就提到了。

作者第一项的政策思考，即是“树立底线思维方法”。

回顾中国经济崛起的过程，并没有盲目遵循冷战后占据主导地位新自由主义和华盛顿共识的僵化教条。

马克思的普遍真理是一个动态方法，是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的过程，即：

经济发展是一个复杂性、动态性和阶段性的过程，不同阶段的发展，需要不断地做出政策调整，没有任何良方妙策可以一劳永逸地推动经济发展。

从这个角度看，历史的视角远比单纯经济学的分析重要得多。

资本主义内生矛盾无法自我调节程度，而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则能不断自我调节。

所以作者剩下五点“判断和结论”，就是在谈这个问题：

6、市场参与者非理性行为和西方竞选政治的“短视化、资本化”倾向为危机孕育和发展推波助澜；

7、应对全球性危机必然经过国家间激烈博弈和较量；

8、全球性危机加速大国更替、重塑全球治理架构；

9、重大经济危机导致政局剧烈动荡、地缘冲突激化乃至战争等极端事件发生；

10、危机催生政策和理论创新。

资本天然逐利，如果能通过房地产和金融衍生品就轻松赚到大钱，谁还会辛辛苦苦参与实体经济的激烈竞争呢？

作者曾说过：“中国应像尊重科学家一样，尊重企业家 ”。

资本家、企业家们并没有原罪，错的是制定错误的民粹政策、祸国殃民的短视政府。

施加适当的管控和引导，让他们把聪明才智投入到技术升级和发明创造上去，这不仅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教训，也是东北亚经济崛起的宝贵经验。

西方教条已被证明不一定适合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经济治理新架构确立过程中，中国从参与者向塑造者转变，是一种历史必然。

新冠疫情，只会加速这种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