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效应

当中央银行采取扩张性货币政策，利用公开市场操作，向私人部门购进政府债券，这样会使得社会现金资产增加，债券资产减少，这改变的只是财富的构成，但财富持有总额未变。同样，实行紧缩性货币政策也会得出相同的结论。尽管如此，通过这种效应有可能影响总需求的扩大或缩小。当财富持有者为偿付其他债款或为筹资购买急需品而向商业银行借贷时，总资产和总负债依然没有发生变化，货币存量的增减也并没有带来公众持有财富的变动。但是，这种财富效应肯定会引起总需求的变化。当财政部为了弥补财政赤字采取印发新的钞票或者以财政部有价证券为交换，为在银行取得新的存款而增加货币供给时，货币存量增加。此时，由于财政部将钞票支付给公众或者将存款转交给公众，其结果是公众手持货币量增加，但未失去其他资产。

这种财富效应会直接带来商品需求的上升。货币存量变动的财富效果大多数情况下是构成财富的各种资产的结构变化，只有在某些特定情况下才会产生财富的增减。但无论哪一种效应，都会带来总需求的改变，这也正是某些西方经济学家赖以说明货币政策有效性的一个论据。
其前提是人们的财富及可支配收入会随着股价上升而增加。因此，人们更愿意消费。财富效应说明的是资产（如股票、债券、不动产）价格的变化如何影响消费，这种影响主要是通过两个方面实现的：

1 ）资产价格的上涨使得公众持有的资产的名义总额增加，财富的增长会促使公众增加对商品和劳务的消费，从而消费增加。

2 ）资产价格的上涨使得公众对未来的收入的预期增加，按照永久收入假说，未来收入的增长也会促使公众增加对当期产品和劳务的消费。
财富包括两种形式：金融资产和实物资产。财富的增加或减少意味着两种资产总额的净增减，而不是某一种资产的增减，因而公众手持货币资产的增加或减少也并不意味着其持有财富的增减。当中央银行采取扩张性货币政策，利用公开市场操作，向私人部门购进政府债券，这样会使得社会现金资产增加，债券资产减少，这改变的只是财富的构成，但财富持有总额未变。同样，实行紧缩性货币政策也会得出相同的结论。
通过这种效应有可能影响总需求的扩大或缩小。当财富持有者为偿付其他债款或为筹资购买急需品而向商业银行借贷时，总资产和总负债依然没有发生变化，货币存量的增减也并没有带来公众持有财富的变动。但是，这种财富效应肯定会引起总需求的变化。当财政部为了弥补财政赤字采取印发新的钞票或者以财政部有价证券为交换，为在银行取得新的存款而增加货币供给时，货币存量增加。此时，由于财政部将钞票支付给公众或者将存款转交给公众，其结果是公众手持货币量增加，但未失去其他资产。这种财富效应会直接带来商品需求的上升。货币存量变动的财富效果大多数情况下是构成财富的各种资产的结构变化，只有在某些特定情况下才会产生财富的增减。但无论哪一种效应，都会带来总需求的改变，这也正是某些西方经济学家赖以说明货币政策有效性的一个论据。
“财富效应”理论认为，股价上升会刺激消费，过度的消费反过来又会提高公司利润和就业，然后造成通货膨胀。利润的提高使股价继续上升，收入的增加又刺激着对股票的需求。然后股价的上升继续刺激消费，于是在理论的永动机上，整个循环将重新开始。
 
有一种理论要好得多，认为股价对经济作出反应，而不是恰恰相反。根据这种观点，企业家的进取行为创造了能提高生产率的新技术。生产率的提高使收入增加、带来了预期的利润及投资。这提高了就业率，促进了经济增长，同时抬高了股价。
 
这种发展的核心是低税收、稳定的货币、对知识产权的尊重和自由贸易。只要存在这些条件，财富就会以惊人的速度创造出来，股票市场也会有好的表现。这不是不可思议的事情。
 
如果财富效应起了作用，我们应该能看到股价上扬与消费增长之间的相互关系。但两者之间几乎不存在什么关系。从1965年到1982年，标准普尔指数平均每年只上升14%，而消费开支的年增长率从7.5%上升到了12%。1981年以来，股票价格上升了约1200%，而消费开支的增长速度实际上有所减缓。如果财富效应的确存在的话，那么它竟然隐藏了近40年，直到1999年才表现出来。
 
谈到通货膨胀，该理论的证据就更少了。1965年，除食品与能源以外的个人消费减缩指数（减缩指数剔除了物价变动因素，又称消除通货膨胀指数）按年率计算增长速度仅为13%。到80年代初，虽然股市萧条，但通货膨胀的年增长速度达到10%。自从80年代初经济繁荣开始以来，通货膨胀率一直在下降，到今年4月，“核心”个人消费减缩指数只比一年前高了1.7%。这一切证据都没有动摇格林斯潘和美联储的其他成员。
制约中国股市财富效应的因素：
1、股市规模制约了财富效应影响的广度。
股市规模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指股市的总市值，主要用市值占GDP的比例来衡量，一是指股市的参与面，即持有股票财富的家庭占社会总家庭的比重。没有足够的规模，财富效应的影响面相当有限。

2、股市投资不确定性制约了财富效应的影响深度。
不确定性是一种普遍的存在，是证券投资的天然属性，这直接影响到财富MPC的大小。一般来说，在股市趋势不明朗的情形下，股市中的收入最多只能是暂时性收入，它将不与持久性消费发生固定比率，对消费的影响也仅是暂时的。如果股市波动幅度大，或者投资者趋向于短期投资，其影响将更多的表现为财富的结构调整，而不是总量的增加。

3、股市的“挤占效应”削弱了财富效应的影响力。
股市上涨，对消费产生两种效应，一是通过增加财富，减少储蓄，扩大消费的效应，即财富效应。一是因股市持续攀升而产生的赚钱效应，使原本用于即期的消费转化为股票投资，或者因股市长期下跌，投资者被套牢，导致当前消费被迫减少，即所谓的“挤占效应”。
另一方面，股市对生产性资金的挤占效应间接影响了财富效应。
不同的财富时代，人口迁徙一直遵循的三个基本规律是：第一，人口迁徙总是从资源贫乏国家流向资源丰富的国家；第二，人口迁徙总是由人口稠密的国家流向人口稀疏的国家；第三定律就是迁徙的人口主体都是迁出地最具有创业能力的优秀人口。 
 
那么，在这三个流动定律支配下的人口迁徙，对迁入地和迁出地财富效应到底是怎样的呢？ 
 
移民迁入地的财富效应 
 
历史上最著名的移民国家莫过于美国。美国的富强历史，既是一部创业史、战争史，同时也是一部持续不断吸引移民的财富持续流入史。 
 
航海大发现后至18世纪末，有200多万以上的欧洲人移居到新大陆(5.49,-0.61,-10.00%,吧)，这些人不仅带来了先进的科学技术、创业资本、生产工具，还先后从非洲等地购买了1000多万名黑奴，从而使北美洲迅速从原始的采猎经济时代进化到农业（种植园）经济时代，并且开采矿山，产生了近代加工业，以及相应的资本主义制度和文化。移民引发了北美大陆第一次财富大爆炸。 
 
从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中叶，又有数千万欧洲人移居美国。尤其是二战期间，大量在欧洲受到迫害的犹太商人和科学家迁徙到美国。二战以后，美国成为全球第一经济大国，相应地也成为国际移民的首选目的地。欧洲人、墨西哥人、亚洲人都争先恐后地移民美国，从而导致美国在1952年制定了新移民法。根据1952 年新移民法，1951年到1955年期间每年平均有近100万名非法移民被美国驱逐出境。1965年新移民法实施后，欧洲非法移民美国的人开始减少，亚裔的非法移民增长更快。 
 
上述向美国的移民，无论是早期的自由移民，还是后期的合法或非法移民，至少都是成熟的劳动力，更多移民还携带着技术、技能和资本来到这个国家。 
 
虽然增量人口会带来一些诸如就业压力、治安等社会问题，但是几乎所有移民对这个国家的财富增长都是做出贡献的。 
 
不仅如此，作为一个移民国家，美国不仅聚集了工业革命初期欧洲新教徒和创业精英，而且聚集了犹太人、华人等全世界各民族的优秀分子，这些高素质的科学家、企业家、商人和劳动者是美国成为全世界财富聚集地的根本原因。 
 
除了美国之外，历史上大量引入移民的国家还有殖民时期的澳大利亚、新西兰、南美洲诸国。由于是从欧洲等发达地区引入创业人口和创业资本，所以移民造就了上述国家的经济繁荣。 
 
二战后由于欧洲重建需要，大量需要移民，最初是欧洲内部的移民，如爱尔兰人流向英国，意大利人、葡萄牙人、波兰人向法国和北欧国家的移民。后来由于数量上不能满足，所以开始从各自的殖民地国家移民。于是，从马格里布到圭亚那，从印度到马鲁古群岛，大批青壮年劳动力资源被送到欧洲。1970年欧洲吸引的移民人数从1950年的400万增加到1100万。 
 
移民促进人口输入国财富增长的例子，除了美国、加拿大、澳洲等典型的早期殖民国家之外，还有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以色列，从世界各地聚集到以色列的犹太人在短短几十年的时间里，就在那片不毛之地建设起一个富裕的国家。 
 
既然有这么多国家的繁荣是受益于移民，那么为什么越来越多的国家都对移民进行重重限制呢？因为移民既是财富的创造者，又是财富消费者，同时还会对迁入国的资源、环境、基础设施、就业带来影响。移民是否受到欢迎，关键取决于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如果移民的财富创造能力大于其财富消费能力，那么我们可以把他称为产品剩余的提供者，也就是区域财富的净贡献者。反之，移民就是迁入地财富的净消耗者——只有这个国家面临需求不足，且移民携带足够货币资产的情况下，财富净消耗者的迁入，才是有益的。 
 
其二，即使是剩余产品的提供者，还要看这些新移民的生产效率是否高于迁入地区的人口边际生产力，以及环境、基础设施承受能力。 
 
如果新移民的预期劳动生产率大于其消费能力而低于迁入区的人口边际生产力，那么其迁入人口的财富效应就是增加该地区的总量财富，但是会降低该地区的人均财富。 
 
如果短时期内的迁入人口不能很快就业，或者超出了迁入城市环境和基础设施的承受能力，就会降低原有居民的生活质量。 
 
此外，即便是没有超出环境和基础设施承受范围，也没有降低迁入地人均财富，移民也能够找到就业机会的情况下，发达国家还是会限制很多移民。原因是，移民可能会与当地居民竞争就业机会和自然资源，降低平均工资等等。 
 
但是研究表明，移民的进入由于存在着人才就业结构的交错，并没有显著增加人口输入国的失业率。移民还有可能因为促进了国际贸易而增加了所在国的就业机会。 
 
通过研究我认为至少移民增加数量同失业率之间没有必然的相关关系。而另一项对1991—1995年间15个欧洲国家的实证统计分析则表明，一国的人口通过移民输入每增长1个百分点，就会带动其GDP增长1.25％-1.5％。 
 
总而言之，无论是历史的还是理论的研究都表明，移民对于迁入而言，绝大部分情况下意味着财富的增加。尽管发达国家对待移民进行越来越多的限制，主要选择那些高素质人口、技术携带者和资本携带者，但是历史将证明，这种排斥劳工的做法对于上述国家的财富增长未必是有益的。 
 
移民对迁出地的财富效应 
 
除了在经济萧条和其他原因造成的人口压力较大的历史时期之外，一般而言，移民对于迁出国的影响从长期看是不利于财富增长的。 
 
15世纪末16世纪初“地理大发现”后，西班牙、葡萄牙、荷兰、英国等国家先后在全球各地建立起殖民地并向那里大量移民。 
 
实证研究证明，很多宗主国在殖民地的财政支出并不比从那里取得的财政收入少。就贸易收入而言，与殖民地经济的密切联系的确为本国市场开拓了原材料的来源和商品的市场，并且因此而获取了巨大的贸易利润。但是就长期的移民因素而言，尤其是上述殖民地相继丧失的时候，完全本土化的移民对于原宗主国就基本上不具有任何财富上的意义。 
 
毫无疑问，从西班牙、葡萄牙、荷兰、英国、法国等国迁徙出去的6000多万移民，在创造了澳大利亚、新西兰、南非、美国、加拿大、南美大部分国家经济的繁荣的同时，也造成了原所在国家经济不可避免的财富损失，只留下一些文化和血缘上的牵连。 
 
历史上主动迫使人口迁徙的案例还有西班牙历史上曾错误地驱赶犹太人，后来又驱赶摩尔人，德国纳粹的迫害也使很多优秀的犹太人迁徙到美国等国，这些对本国财富和经济增长都是不利的。 
 
对移民输出国而言，真正比较实在的好处，莫过于所谓移民对输出国的汇款收入。据世界银行统计，2001年发展中国家收到的移民汇款为723亿美元，占它们综合GDP的1.3%，占发展中国家外国直接投资总量的42%。上述研究只发现了移民汇款的一个方面，并没有对比投资移民多携带的资金，以及技术移民所携带的技术的财富价值。 
 
就中国而言，近几年仅仅伴随着所谓投资移民而流失的财富累计已超过500亿美元。 
 
与墨西哥等国不同的是，中国移民并不能减少本国的人口压力。因为在1.08亿墨西哥出生的人口中，大约800万现在居住在美国——接近墨人口的8%，不仅总量巨大，而且以劳工为主。而对于中国、印度这样的国家，情况就完全不同：真正过剩的劳动人口由于受到发达国家移民法的限制事实上无法输出；严重稀缺的高科技人才、携带财富的富有阶层却是向上述发达国家移民的主流。 
 
中国人口巨大，虽然三四千万移民并不是一个小的数目，但是相对于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而言，比例其实很低。只是中国对外经济开放的纽带，尚不足以像当初欧洲人口大量向殖民地迁徙那样对本国财富产生明显的负面影响。 
 
总之，在绝大部分情况下，人口迁徙有利于全球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促进人类的财富增加。然而对于局部区域经济而言，人口迁走本身就是生产要素的流失，人口迁入本身就是生产要素的增加。因此从长期来看人口迁徙更有利于人口输入国的财富增长，而不利于人口输出国的财富增加。 
 
对于发达国家而言，不应该夸大移民的就业挤出效应而设置太多移民政策障碍；对于发展中国家，因为所谓创业资本移民、技术移民、留学生的海外滞留等造成的人口输出的财富损失远远大于微薄的汇款收入，因此应该调整移民输出结构，鼓励劳工输出，留住技术和资本携带者。^[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