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浮宫协议
卢浮宫协议
20世纪80年代中期，日元对美元汇率发生了两次大幅度调整：一是1985年9月广场协议，主要为解决日美贸易争端，日元对美元大幅度升值；二是1987年2月卢浮宫协议，主要为解决美元过度贬值对世界经济带来的不利影响，日元对美元出现短暂性的大幅度贬值。日元对美元汇率这两次大幅度调整，起因在日美贸易摩擦和各自国内政治经济利益的现实需要，都是在美国主导下，通过国际社会施压和国际会议汇率协调机制来促成和实施的，对日美等国和世界经济运行产生了显著影响。当前，认真研究和总结日美汇率这两次重大调整的经验启示，对于提高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重要性的认识，进一步探索和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20世纪80年代初期，美国经济为“滞胀”所困扰。当时的里根政府实施供应学派减税计划刺激经济，同时美国中央银行通过高利率政策压低货币供应，抑制通货膨胀。“松财政、紧货币”的政策组合在缓解“滞胀”方面取得了一定功效，但同时也给美国经济带来了严重的潜在问题，突出表现在美国出现了高额的财政赤字和经常项目逆差，美国利率水平也明显高于当时大多数工业化国家。美国政府财政赤字占GDP的比例1980年为2.9％，1985年升高至5.2％；同期，美国经常项目赤字达1245亿美元，占GDP的3％；美国国内市场利率比发达国家平均高4个百分点左右。
这一时期，日本和西德的经济同样受到了“滞胀”的冲击，但由于这些国家正处于二战以后的经济复苏期，经济运行基本面相对好于美国。政府财政赤字大幅度减少，经常项目出现了较大盈余。日本政府财政赤字占GDP的比例，1980年为4.9％，1985年下降到1.4％；西德政府财政赤字1980年占GDP的2.8％，1985年下降到1.1％。日本和西德的国内平均存款利率也明显低于美国。
日、美、德等发达工业化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和经济运行绩效的差异，特别是美元的高利率政策，大量吸引了外资流入美国，促使美元汇率出现了较大幅度升值。80年代上半期，美元汇率平均升值72％，美元高汇率实际上已经潜藏着较高的投机泡沫。美元汇率升值、高额财政赤字和贸易逆差使美国国内就业压力增大，国民不满情绪滋长，贸易保护主义倾向上升。当时美国国内主导性意见认为，问题主要出在日本和西德，美国政府应当促使国际社会加强汇率协调，使美元对日元等非美元货币适度贬值。另一方面，日本和西德经过二战以后40多年的发展，已经积聚了相当强的经济实力，两国政府都不愿意因为贸易摩擦而恶化同美国的关系，同时认为，日元和马克相对美元升值也有利于日元和马克的国际化，提升日本和西德的国际地位。日元相对美元升值符合国际社会协调生存的基本利益，受国际政治经济因素共同推动，可谓水到渠成。1985年9月，发达国家5国（即G5国家，包括美国、日本、西德、英国和法国）财长和中央银行行长在纽约广场大厦签署协议，一致同意通过国际“协作干预”，稳步有序推动日元对美元升值。这次会议签署的协议，史称“广场协议”。
按照“广场协议”约定，G5国家要通过加强国际间汇率“协作干预”，在两年半的时间内，促使美元对日元汇率由当时1美元兑换237日元升至1美元兑换120日元。当时影响国际外汇市场资本流动的因素还有各国间长期利率差，广场协议政策协调也涉及了这一领域。广场协议时，美国30年期长期国债利率为10.8％，美国放松金融政策后，到1986年夏已降至7.3％。此间，美国联邦储备银行四次下调联邦基金利率，由广场协议时的7.5％降至1986年8月的5.5％。然而，日本金融调节保持了国内长期利率的基本稳定。日本长期国债利率广场协议时为5.8％左右，到1986年初仍然保持在这一水平。日美长期利率差不断缩小，减轻了资金流向美国的压力，加之G5国家在外汇市场加强“协作干预”，有效促进了美元贬值。1985年底，美元对日元汇率降为1美元兑换200日元，到1986年夏再降为1美元兑150日元。
广场协议之后，尽管美元对日元等非美元货币大幅度贬值，但由于美国政府未能采取有效措施改善自身财政状况，同时由于货币贬值存在“J曲线效应”，在广场协议之后两年多的时间里，美国对外贸易逆差不仅没有缩少，反而继续恶化。1987年，美国贸易赤字达1680亿美元，占GDP的3.6％，其中，3/4的赤字来自日本和西德的经常项目盈余。美国贸易收支状况恶化和外债的急剧增加，影响了外资向美国的流入，市场对美元信心下降，继续让美元贬值明显弊大于利，美国对日本和西德的贸易摩擦重又加剧。同时，受日元和马克升值的影响，日本和西德外贸出口下滑，经济增长率出现下降。日本经济增长率从1985年4.2％下降到1986年的3.1％，西德经济增长率1985－1987年在2％左右徘徊。日本和西德对美国未能按广场协议有效削减财政赤字表示不满。此外，美元大幅度过快贬值也引起了国际外汇市场和世界经济的较大震荡，主要发达工业化国家明显感到要尽快阻止美元下滑，保持美元汇率基本稳定，这有利于世界各国共同发展。当时，美国可以选择提高国内利率的办法吸引国际资本流入，减缓美元过速贬值。但是由于担心这样会引起国内经济萧条，美国不愿意提高国内利率，而倒更希望日本和西德压低利率。
在美国主导下，为了稳定国际外汇市场，阻止美元汇率过多过快下滑，通过国际协调解决发达国家面临的政策难题，1987年2月，G7国家财长和中央银行行长在巴黎的卢浮宫达成协议，一致同意G7国家要在国内宏观政策和外汇市场干预两方面加强“紧密协调合作”，保持美元汇率在当时水平上的基本稳定。此次会议协议史称“卢浮宫协议”。
卢浮宫协议强调G7国家加强“紧密合作”对维护美元汇率稳定和世界经济协同发展的重要性，强调全球更加平衡的经济增长在促进国际间外汇收支平衡中具有中心作用，实际是指美国贸易伙伴加快经济增长有助于解决美国国际收支不平衡问题。协议主要约定包括：日本和西德等实施刺激内需计划，美国进一步削减财政赤字；G7国家加强外汇市场“干预协调”，秘密保持美元对日元和马克汇率的非正式浮动区，如果汇率波动超出预期目标5％，各国要加强合作干预等等。卢浮宫协议后，国际主要货币汇率在近两年多的时间里保持基本稳定，没有发生太大动荡。
广场协议和卢浮宫协议对日美经济产生了重大影响。就美国经济而言，总体上积极效应要大于负面效应。两个协议本质上就是以美国政策和经济利益为主导签署的。特别是卢浮宫协议以后，美国外贸出口迅速扩大，贸易赤字和财政赤字均有较大下降。1987－1990年，美国外贸出口增幅持续保持在10％以上；美国经常项目赤字由1680亿美元下降到920亿美元，占GDP的1.6％；政府财政赤字占GDP的比例由4.5％下降到3.4％。这些变化对强化美国的经济霸权地位和缓解国内“滞胀”及就业压力产生了明显的积极作用。但卢浮宫协议之后，由于美国采取过分强硬态度促使日本和西德下调利率，而日本和西德受国内经济状况影响一时又很难下调利率，受市场预期等多重因素影响，纽约股市于1987年10月19日出现了严重的股价暴跌。当日纽约股市暴跌22％，被称为“黑色星期一”。同时，广场协议后美元大幅度贬值也促使美国由净债权国逐渐转变为净债务国。到1986年末，美国对外净债务总额达2636亿美元，已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净债务国。
就日本经济而言，1985年广场协议促使日元升值，事实上成为日后日本发生“泡沫经济”的导火索。签署广场协议的第二年，即1986年，日本出现了因日元升值引发的萧条局面。外贸出口增速由1985年的2.4％下降为1986年的负4.8％，实际经济增长率从1985年的4.1％下降至1986年的3.1％。但由于当时日本经济总体上正处在复苏增长的上升期，国内各行业对日本经济发展前景普遍充满乐观和自信，同时，广场协议使日元升值发挥了降低消费品价格、增加居民实际收益的积极作用，日本国内民间消费支出明显上升，以民间消费为先导的投资热潮，有力拉动了日本国内总需求的快速扩张。另一方面，广场协议前后，日本为缓解日美贸易摩擦，在同意日元对美元升值的同时，并没有放开进口市场，而是实行了宽松的货币政策以促进进口美国商品，特别是“超低利率”政策。从1986年1月开始，为了削减日元升值对国内经济增长带来的负面影响，日本银行在从1986年1月到1987年2月将近一年的时间里连续五次下调公定贴现率，将其降低至当时国际上的最低水平2.5％。卢浮宫协议以后，日本银行将此2.5％的“超低利率”一直保持到1989年5月，持续时间长达27个月。日本银行官定利率长期处于低水平，有力促进了金融机构贷款大量增加。日本金融机构贷款与GDP的比例80年代初为50％左右，到80年代末已升至100％。1987－1989年，日本货币供应量（M2＋CD）年增长速度分别为10.8％、10.2％和12％，持续保持较高水平。
由于货币政策极度扩张，1988－1990年，日本经济增长率分别为6.0％、4.4％和5.5％，明显超过80年代前期3％左右的平均水平和同期其它发达国家水平。与此同时，大量过剩资金流入了股票和房地产部门，引致了股票价格和房地产价格的暴涨。1987－1989年，日本股票价格平均上涨94％，城市土地价格平均上涨103％。而同期，日本消费物价指数平均仅上涨3.1％。由于在资产价格暴涨的同时，消费物价没有大幅上涨，在1991年日本泡沫经济崩溃前相当长一段时期，日本银行和经济企划厅对资产价格泡沫都没有予以充分重视。当时政策决策关注更多的是实体经济的增长、消费物价稳定和国际收支平衡。虽然认为在金融领域和资产价格方面出现了一些“异常”，但在当时物价稳定、经济持续增长的情况下，由于被实体经济扩张带来的经济效益所迷惑，决策当局对当时的金融领域“异常”问题只是发出过警告，进行过风险提示，而并未及时采取实质性应对措施。这样，信贷增加创造泡沫，泡沫扩大促进信贷增加，信贷增加进一步创造泡沫，如此循环促进，到1989年底日本已经全面步入泡沫经济之中。
泡沫经济不断膨胀，日本政府逐渐感受到了压力。1989年5月，日本银行改变货币政策方向，将维持了两年多2.5％的“超低利率”提高至3.25％。1989年底，强烈主张抑制泡沫的三重野出任日本银行总裁，上任伊始即将公定贴现率由3.75％提高到4.25％，结束了日本“超低利率”时代。从1989年5月至1990年8月，日本银行五次上调公定贴现率，使之高达6％。同时，日本央行明确要求金融机构限制对不动产业的贷款投入，到1991年，银行对不动产业实际上已不再增加新的贷款。日本货币供应量增长速度1990年跌至7.4％，1991年跌至2.3％。由于过急过快的信贷紧缩，日本泡沫经济1991年开始崩溃，从此陷入了持续不景气的低迷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