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货交易
第一，目的不同。传统的货物买卖是以获得合同的标的为交易的目的。而在期货交易中虽然买进合约的投资者如在合约到期时不能平仓，要收取合约所代表的货物、卖出合约的交易者如在合约到期前不能平仓，要承担交付货物的义务，虽然期货交易中也有实物交割现象的存在，但这种现象是很少出现的，一般来说只有2－3％左右的合约需要通过实际交割货物来完成交易。在期货交易中，由于合约频繁的倒手，货物流转额经常呈天文数字，大大超过了现货市场的流通数量，从传统货物买卖的角度来考察期货交易是无法理解这一现象的。
第二，合同成立方式不同。传统货物买卖都是由买方、卖方直接磋商，对合同条款达成一致后成交。要约、承诺是合同成立的必要阶段。但如果把这种交易方式搬入期货交易，交易双方的行为却恰恰构成对交易规则的违反。期货交易中，买卖双方并不见面，他们都通过在场内的经纪人交易。
第三，交易的场所不同。法律对传统货物买卖达成协议的场所并无限制，而期货交易则必须在期货交易所内完成。场外交易为法律所禁止。
第四，合同标的物不同。传统货物交易的商品不一定都适于期货交易，而期货商品也不一定能进行现货交易。一般地，期货商品应当具备如下一些特点：（1）商品的质量、等级、规格容易划分确定；（2）期货商品必须是交易量大而价格容易波动的商品；（3）期货商品必须是拥有众多买者和卖者的商品；（4）期货商品必须是能贮藏相当长一段时期适于运输的商品。并且，自本世纪70年代起，金融期货开始兴起并迅速发展，汇率、利率、股价指数等都成为期货交易的对象，甚至出现了期权交易即期货合约选择权交易，这些交易方式在传统货物买卖中都是不可能进行交易的。
第五，合同标准化程度不同。传统货物交易，合同条款都是由买卖双方协商确定，而期货合约是标准化合约，交易的商品的质量、数量、交割时间、交割地点都是确定的，唯一变动的是价格。
期货交易所，就其作用而言系专门供期货交易者买卖期货合约的场所，就其法律性质而言系非盈利性会员制法人组织。
期货交易所是期货交易的专门场所不仅意味着给交易者提供了交易的“地方”，而且包括（1）期货交易所制定本交易所的交易规则和其它规章制度，报国家期货管理部门批准后，对交易者具有约束力。所有交易行为必须按交易规则规范地进行。（2）期货交易所制定本交易所的标准合约，有利于减少交易者因对期货合约本身理解不同而引起的纠纷。（3）为交易所会员提供合约履行及财物方面的担保。凡在交易所内签定、买卖的期货合约只要符合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即可获得此种担保。在交易所内达成的交易，如果买卖一方违约，有交易所替代违约方履行合约责任，相应地，交易所向违约方主张有关权利，并通过强行平仓、动用结算保证金、担保基金等措施防止事态进一步恶化、扩展。因此，交易者不必担心由于对方违约而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失。（4）交易所设立仲裁机构，对会员以及会员与客户之间的争议做出裁决，该裁决一般为终局裁决。（5）期货交易所公布即时行情，根据场内成交情况编制包括期货商品的成交量、最高价和最低价、开盘价和收盘价、结算价等交易信息的日报表、周报表、月报表和年报表，使场内、场外交易者能了解有关信息，使交易价格具有公开性，有利于期货交易价格发现功能的实现。
期货交易所采用会员制，只有交易所会员才能进场交易，所以众多的非交易所会员的公司和个人只有委托交易所会员才能进行交易。一部分会员逐渐成为专门代理客户交易的经纪公司，另外在客户和会员之间也有大量的经纪公司。前一种经纪公司本身就是交易所会员，可以直接进场交易，能更快地执行客户的指令。而后一种经纪公司只能经过再次或多次委托，才能进入期货交易所，所以客户如委托后一种经纪公司，要承担比委托前一种经纪公司更大的风险：第一，多重委托必然导致客户下单时间的延缓，客户的指令不能得到及时完成；第二，交易环节增多，使客户指令成交的机会减少，交易风险增加；第三，多重委托给私下对冲创造了条件；第四，多重委托可能造成客户之间利益无法区分。正因为客户委托非交易所会员的经纪公司进行期货交易要承担更大的风险，这种经纪公司收取的费用往往要低于交易所会员的经纪客户，以吸引客户。
期货投资者是通过期货经纪公司进行期货交易的单位或个人。但并不是所有的个人和单位都能从事期货交易。就个人而言，要成为期货交易的合格主体，首先应具备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无民事行为能力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人不得委托期货经纪公司从事期货交易，这种规定来源于民法的基本原则，同时考虑到期货交易这种专业性活动与他们的年龄、精神、智力状况不相符。另外，在期货交易中有违法行为的个人自违约事件了结之日起一段时间内被禁止参与期货交易。为防止利用行政权力及内幕消息谋利，国家期货管理部门的工作人员应被禁止从事期货交易。为保护交易的公正性和广大投资者的利益，除上述人员被禁止参与期货交易外，下列人员的交易行为应在一定范围内受到限制：拥有期货经纪公司一定比例股权的个人或单位的负责人；一定比例的股权被期货经纪公司所拥有的单位的负责人；期货经纪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期货交易员、财务人员及其他职员。以上人员的交易指令与其他期货投资者的交易指令条件相同时，期货经纪公司应当优先执行其他期货投资者的交易指令。
期货交易纠纷主要是经纪公司与客户的纠纷，法院在处理纠纷时对经纪公司与客户的关系有不同认识，以至在同一类案件中，有的以代理关系作出判决，有的则以行纪关系为基础来处理纠纷。在学术界，对这个问题也有不同看法。很多的学者和法院的同志都主张经纪公司与客户之间是代理关系，期货经纪公司一般也认为自己是客户的代理人。但是，期货经纪公司与客户之间是一种行纪关系，而不是代理关系。
第一，期货交易所的会员制结构决定了期货经纪公司与客户之间只能是行纪关系。只有期货交易所会员才能委派出市代表进场交易，众多的期货投资者和非交易所会员的经纪公司只能委托交易所会员才能进行期货交易。
第二，期货交易所的实际运作表明期货经纪公司与客户之间是行纪关系。在实际运作中，交易所会员都以结算所为交易的对方，结算所每日结算后，将结算报告书送达结算会员，并根据情况要求结算会员追加保证金。
第三，法律规定期货经纪公司与客户之间是行纪关系。台湾《国外期货交易法》定义“期货经纪商”为“受期货交易人委托向国外期货交易所为期货交易之行纪或居间者”。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期货经纪公司登记管理暂行办法》第2条规定“期货经纪公司，是指依照国家法律、法规及本办法设立的接受客户委托，用自己名义进行期货买卖，以获取佣金为业的公司”。“接受客户委托”、“用自己名义”这两个特征足以说明期货经纪公司与客户是行纪关系。
客户委托非交易所会员的期货经纪公司从事期货交易，必然发生转代理与转行纪问题（暂撇开代理与行纪之争）。期货交易实践中的问题是，许多接受客户委托的期货经纪公司本身不是国外期货交易所会员，它们进入期货交易市场也只能通过交易所会员。但这些期货经纪公司并未向客户说明这种情况，有的甚至故意隐瞒或谎称自己是国外期货交易所会员。如南京金中富期货交易纠纷中，金中富国际期货有限公司称自己通过其母公司在香港注册的安家富能管理顾问有限公司直接进入美国、日本的期货市场。
这一问题涉及到因期货经纪人（称期货交易员更恰当，本文从习惯）操作失误给客户造成损失，应该由期货经纪公司还是由期货经纪人个人赔偿。一种观点认为经纪人是公司雇员，操作失误属职务行为，期货经纪公司有义务承担赔偿责任。另一种观点认为期货经纪公司在原则上对经纪人的过错并没有承担责任的义务，只有在某些特殊情况下经纪公司才承担赔偿责任。
主张后一观点者认为，期货经纪公司与经纪人之间并非是一种单纯的雇佣关系，更多的则表现为各自的相对独立性，作为经纪人，一旦他的经纪人资格被认可后，他有权自主地选择从业的期货经纪公司。这种经纪人有权选择经纪公司的所谓“相对独立性”不能对抗《民法通则》第43条“企业法人对它的法定代表人和其他工作人员的经营活动，承担民事责任”的规定及有关职务行为的民法理论、原则。这种“相对独立性”只是一种择业的自由，而与民事责任的分担没关系。 经纪人在选择经纪公司之前是“相对独立的”，但他一旦选定某个经纪公司从业，则成为经纪公司的一员，其操作行为属代表公司所为的职务行为，其法律后果应当归于经纪公司。正如律师、会计师、审计师取得从业资格后可以选择从业的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师事务所，但一旦选定之后其失职所造成的客户损失，法律规定由事务所赔偿，没有理由在期货经纪人与期货经纪公司的关系问题上有任何特殊的规定。
欺诈问题是期货交易中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期货交易中，欺诈的主体十分广泛，并且贯穿于整个交易过程，形态复杂多样。司法实践中对欺诈行为的认定更多的是套用合同欺诈的理论和原则，缺乏适用于认定期货交易欺诈的一定标准。
期货交易中的欺诈，从主体区分，可分为期货经纪商的欺诈、期货顾问商的欺诈、期货投资基金管理组织的欺诈；从交易过程划分，可分为客户进入期货交易市场以前的欺诈和客户进入期货交易市场以后的欺诈；从具体表现形态上，可分为发布片面强调从事期货交易获得的可能性、不充分说明存在的风险的广告或宣传；向期货投资者作获利的保证，或与其约定分享利润或分担亏损，以吸引客户；提供的市场行情、交易报告书、结算报告书等文件中，有虚假或容易使人误解的记载或陈述，隐瞒重要事项等等。
期货交易中的欺诈从其性质上来说是一种民事欺诈，但与一般民事欺诈相比，又有自己的特点，在认定上应有别于一般民事欺诈。一般民事关系双方当事人的地位是平等的，而在期货交易中双方当事人的地位并不对等，这尤其表现在客户与期货经纪商、期货顾问商、期货投资基金管理组织的关系上。对于客户来说，期货交易是一个陌生且复杂的领域，而对方则是由专业人士组成的有雄厚经济实力的专业性组织，双方地位明显不对等。根据保护弱小一方的法律原则，法律应倾向于保护客户利益，而对经纪商、顾问商、投资基金管理组织的行为加以严格限制。表现在欺诈问题上，法律应让经纪商、顾问商、投资基金管理组织承担更多的诚实信用义务和勤勉义务，这几类组织应对任何捏造虚假事实、隐瞒真相以至引人误解的行为承担责任。[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