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特区
经济特区是一个国家为了集中和有效地利用外国资金及技术到本国进行生产，发展贸易，繁荣经济而设置的交通条件比较优越的特别地区，在这个地区推行对外开放政策和优惠制度，是吸收外国投资、实现国际经济合作的一种方式。
1980年8月26日,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5次会议决定,批准国务院提出的决定在广东省的深圳、珠海、汕头和福建省厦门建立经济特区。
《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规定在广东省深圳、珠海、汕头三市分别划出一定区域设置经济特区，特区鼓励外国公民、华侨、港澳同胞及其公司、企业，投资设厂或者与我方合资设厂、兴办企业和其他事业。[1]
之后，有许多国家纷纷仿效，但自由港与当代经济特区还不完全相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各种类型的经济特区在中南美、非洲、中东、南亚等地纷纷成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世界上已有26个国家设立了75个以自由贸易为主的经济特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新独立国家相继成立，它们也纷纷建立起以利用外资发展加工出口为主的经济特区。70年代以来，第三世界国家中有4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经济特区80多个。南斯拉夫、罗马尼亚也有类似设置。当代最著名的是爱尔兰香农出口加工区、巴拿马科隆自由贸易区、墨西哥边境自由贸易区等。在1980年，世界上各种特区已发展到350多个，分布在75个国家，其类型日益增多，业务范围日益扩大，而且第一代出口加工区已开始从劳动密集型工业转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工业。
目前中国有6大经济特区，包括：深圳、珠海、汕头、厦门、海南省，喀什。
中外经济特区都具有下列特点：
①在国内划出一定地区,一般选择在港口附近、交通方便的地方,以有利于货物流转，节省费用，降低成本；
②在对外经济活动中推行开放政策，并采用减免关税办法，吸引外资；
③为外商创造方便安全的投资环境(见国际投资法)，订立优惠条例和保障制度；
④产品以外销为主；
⑤集中管理，特区行政管理机构有权制定因地因时制宜的特区管理条例；
⑥区内企业享有相当的自主权。
特区的名字从开始的出口加工区改成经济特区就曾有一番周折。原广东省特区办副主任、中央深圳市委副书记秦文俊回忆说，“觉得是不是可以在特区的前面冠上‘经济’两个字。当时世界也没有哪个地方叫经济特区，没有这个名词，有的只是自由贸易区、出口加工区，那么这就存在着一个怎么翻译的问题。按照中国人来说，经济这两个字，可以解释为低档的、便宜的。我记得过去解放以前，我在街上看到有经济客饭这几个字，翻译出来会不会有这些误会？后来又请了香港的一些人专门来谈，又把这个意见向省委、向国家进出口委员会汇报了，得到了他们的同意。”其实，当时人们更多考虑的是政治上的因素。一些研究经济特区的著作都有专门的一章或一节探讨特区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又如，中国第一批合资企业的申报书上，不但有邓小平的签字，还有十二位副总理的画圈。所有这些都不是偶然的，而说明是一个十分重大的政治问题，反映了人们思想解放的程度和新旧思想的交锋。“如此谨慎，如此持重，是因为合资企业将深刻地冲击经济体制中的规章制度和思想观念。”
在改革开放之前，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思考定式：单一公有制、高度集中管理手段、平均主义分配形式和清贫的生活水平，是纯粹的社会主义的经济运行规则，即姓“社”的，而多元化的所有制（特别是私有制）、市场经济、分配上的差别（特别是比较大的差别）和富裕的生活水平，则是纯粹的资本主义的经济运行规则。它们之间不仅是不兼容的，而且是绝对的、全方面的对立。在中国的“史无前例”时代，有一句著名的“豪言壮语”，那就是“宁长社会主义的草，也不栽资本主义的苗”。类似的话语，在铁路有“宁要社会主义的晚点，也不要资本主义的正点”，在厂矿有“宁要社会主义的低速度，也不要资本主义的高速度”。既然是绝对对立，那就应当彻底铲除资本主义，一点儿都不能留。于是，在20世纪70年代初这种理论达到顶峰的时候，便出现了“割资本主义尾巴”、“批资本主义法权”和“赶社会主义大集”等奇观，其基本的理论依据就是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一系列讲话。1974年10月20日，在会见丹麦首相保罗.哈特林时，毛泽东讲，“总而言之，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了。”同年12月26日，在听取了关于四届人大筹备工作的汇报后，毛泽东又对周恩来、王洪文等人说，“我同丹麦首相谈过社会主义制度。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因此，要多看点马列的书。列宁说，‘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工人阶级一部分，党员一部分，也有这种情况。无产阶级中，机关工作人员中，都有发生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
把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绝对地对立，对试图在两者之间找到交汇点的冠以“修正主义”帽子大加鞭挞，是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的最大的思想负担，是最大的包袱，也是最大的障碍。今天回过头去看，当初创办特区的那些想法以及特区所具有的那些特征，用传统的姓“资”姓“社”的标准来衡量，毫无例外地都属于姓“资”的范围。正因如此，才出现了围绕特区到底姓“资”还是姓“社”问题出现的许多争论。最初争论的焦点实际上涉及到中国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问题，即特区会不会变成旧中国的租借地？这是特区开始创办时相当一部分人的担忧。“由于特区是在中国长期闭关自守的格局尚未根本打破的情况下并且是作为打破这一格局的特殊举措而突然创办的，因此，当时许多人还不理解引进外资究竟意味着什么，他们从特区想到了旧中国的‘租界’，担心特区会不会变成租界，是不是殖民地？1979年上半年，正当蛇口机器轰鸣、劈山填海之际，有位抗战时期曾经在这里打过游击的老战士泪流满面，痛心疾首地说：‘革命先烈流血牺牲得来的土地，给你们一下子卖掉了。’这种心态不只是老同志有，相当一部分干部群众不同程度地也怀有类似的疑虑。”
办特区、打开大门让外国资本家前来投资办厂，而且还要给他们许多优惠条件，对于绝大多数还不敢越传统的“社会主义”雷池一步的人来说，这不是重新“租界化”和“殖民地化”，又是什么呢？甚至在1982年的时候，有人还在报上撰文告诫人们说，“外国侵略通过历次《租界章程》大肆掠夺中国领土和主权的惨痛事实，暴露了中国封建制度及其官僚主义在同国际资本打交道过程中的极端腐朽和无比昏庸。对于已经站起来的中国人民来说，它则是不可忘记的一页。”对此，有的学者指出，这似乎提醒人们不要忘记历史，不要使特区沦为租界，实质上是不赞成甚至反对中国试办经济特区思潮的折射。
与此相适应，争论还涉及到了计划经济体制与市场体制的关系问题。外资进入特区之后，基本上实行市场经济运作方式，许多方面都在不同程度上打破了过去传统的计划经济运作的模式。所以，从这个角度同样也产生了特区到底姓“资”还是姓“社”的疑问。对外开放之初，就整体而言，中国实行的还是计划经济体制，在此基础之上进行了有限调整，还谈不上对经济体制的根本改革。这也加重了人们对特区会姓“资”的担忧。
为了消除这种疑问，先是改革开放的先驱者们将特区严格划定在经济方面。除了上面提到的秦文俊讲的那段话外，邓小平1987年4月对南联盟中央主席团委员科罗舍茨回忆说，“开始的时候广东提出搞特区，我同意了他们的意见，我说名字叫经济特区，搞政治特区就不好了。”
中央对这个问题明确表态是在1981年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的《广东、福建两省和经济特区工作会议记要》明确地提出，“这些疑问是没有根据的。中国特区是经济特区，不是政治特区。特区内全面行使中国国家主权，这和由不平等条约产生的租界、殖民地在性质上根本不同。世界上许多国家的经验证明，特区是扩大出口贸易、利用外资、引进技术、发展经济的比较成功的好形式。对中国来说，特区是学习与外国资本竞争、学习按经济规律办事、学习现代化经济管理的学校，是为两省甚至中国训练和造就人才的基地。”
尽管如此，关于特区究竟姓“资”还是姓“社”的争论还是持续了很长时间。对此，有的学者是这样总结的，“最初的担心集中在特区会不会成为‘租界’和‘殖民地’这样的问题上。特区的实践很快证明，特区与‘租界’毫无共同之处，特区仍然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实行与内地一样的社会主义制度。但是这一切并没有扫除人们的担心，主要原因在于，特区接连不断地推出了一系列改革开放的重大举措，而这些举措恰恰是长期被资本主义社会所用而为所严厉批判过的东西。因此，关于特区姓社姓资的议论就从来没停止过，直到小平同志1992年视察南方时的讲话系统回答了这些议论之后，议论才逐渐平息。”
近10年来，中国建设和发展经济特区的基本经验主要有：
①完善投资环境，包括完善投资的物质环境和人际环境。前者为基础设施结构中以通电、通水、通路、通讯、通煤气、通排污、通排洪和平整土地为主体的“七通一平”等；后者包括政治条件（政治、社会、政策等的稳定和法制的健全）、管理水平（政府的效率等）、经营条件（货币和物价、外汇管制、金融、信息服务和自主权等状况）、人口素质和市场、政策优惠（税费等）等；②外引内联有机结合，发挥特区的“四个窗口”（技术、知识、管理和对外政策）和两个扇面辐射（对内和对外）的“枢纽”作用；③努力探求建立一种灵活而有效地适应国际市场规律的特区经济体制模式。为此，需在计划管理体制、企业管理体制、基本建设管理体制、流通体制、价格体制、劳动人事制度和工资制度以及财政金融体制等方面进行一系列改革。
中国的经济特区
深圳（2020平方公里）
珠海（1687.8平方公里）
厦门（1565平方公里）
汕头（2064平方公里）
海南岛（33920平方公里）
喀什（111794平方公里）
实际上现在各个省、各个市都还有自己的开发区之类的实行特殊经济政策的区域，在某种意义上也是经济特区，只不过没有正式的国家级名义而已。
中国经济特区与外国自由贸易区、出口加工区有本质的不同，它是在中国政府管理下，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的一种形式。经济特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土，特区的法律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的一个组成部分，特区内的企业和个人须尊重中国主权，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
在维护中国主权和国家利益的前提下，中国法律保障客商的合法利益，并贯彻平等互利的原则，提供一定的优惠条件。如特区企业所得税税率为15％，比内地合营企业低一半；对投资额达500万美元以上的企业，或技术性较高、资金周转期较长的企业，给予特别优惠待遇。客商所得利润在特区内进行再投资为期5年以上者,可申请减免用于再投资部分的所得税。客商在纳税后所得合法利润，特区内的外籍职工、华侨职工、港澳职工在缴纳个人所得税后的工资及其他正当收入，均可按特区外汇管理办法汇出。特区企业生产所必须的机器设备、零配件、原材料、运输工具和其他生产资料，可免征进口税，等等。
经济特区的成功启示
2010年8月20日至21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深圳经济特区考察时强调，经济特区30年来的实践充分表明，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实现国家强盛、人民幸福的必由之路。过去30多年中国的发展变化，靠的是改革开放，未来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仍然要靠改革开放。 [2]
建立经济特区的重大意义在于：
2.可以利用外商销售渠道，适应国际市场需要和惯例，从而扩大出口，增加外汇收入；
5.可以扩大我们走向世界的通道，开辟世界了解我国改革开放政策的窗口。
经济特区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1986年，邓小平同志指出：“开始的时候广东提出搞特区，我同意了他们的意见，我说名字叫经济特区，搞政治特区就不好了。”1989年，他指出：“八十年代初建立经济特区时，我与广东同志谈，要两手抓，一手要抓改革开放，一手要抓严厉打击经济犯罪，包括抓思想政治工作。就是两点论。”1992年，他又指出：“要坚持两手抓，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各种犯罪活动。这两只手都要硬”；“广东二十年赶上亚洲‘四小龙’，不仅经济要上去，社会秩序、社会风气也要搞好，两个文明建设都要超过他们，这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他还告诫说：“在整个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必须始终注意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在邓小平同志看来，经济特区主要是在经济方面不同于其他地区，在区内实行特殊的经济政策、经济管理体制和灵活的经济措施。在政治上，经济特区同其他地区一样，都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不存在特有的社会性质。
经济特区姓“社”不姓“资”。1985年，邓小平同志说：有人说中国的开放政策会导致资本主义。“我们的回答是，我们的开放政策不会导致资本主义。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会有一部分资本主义的东西进入。但是，社会主义的力量更大，而且会取得更大的发展。”1992年，他指出：“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对办特区，从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担心是不是搞资本主义。深圳的建设成就，明确回答了那些有这样那样担心的人。特区姓‘社’不姓‘资’。”他认为，改革开放是否成功，“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经济特区是体制改革的试验场。1985年，邓小平同志指出：深圳是个试验，经济特区还是一个试验，“我们的整个开放政策也是一个试验，从世界的角度来讲，也是一个大试验。”1992年，他要求经济特区“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在邓小平同志眼里，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就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办经济特区就是要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杀出一条血路来”。这不仅在社会主义发展史上是一大创举，而且在世界经济性特区发展史上也是一个新的贡献。
经济特区是对外开放的窗口和基地。1984年，邓小平同志说：“特区是个窗口，是技术的窗口，管理的窗口，知识的窗口，也是对外政策的窗口。从特区可以引进技术，获得知识，学到管理，管理也是知识。特区成为开放的基地，不仅在经济方面、培养人才方面使我们得到好处，而且会扩大我国的对外影响。”这是他对经济特区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的精辟概括，深刻揭示了创办经济特区的目的和意义。
经济特区建设不是收而是放。1984年，邓小平同志指出：“我们建立经济特区，实行开放政策，有个指导思想要明确，就是不是收，而是放。”1985年，他指出：“外国有的评论家说，中国的现行政策是不可逆转的。我认为这个看法是正确的。”1989年，他又说：“我过去说过要再造几个‘香港’，就是说我们要开放，不能收，要比过去更开放，不开放就发展不起来”。“总之，改革开放要更大胆一些。”
特区经济要从内向转到外向。1987年，邓小平同志指出：深圳搞了七八年了，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他们自己总结经验，由内向型转为外向型”，“也不过两三年的时间，就改变了面貌”。“那里的工业产品百分之五十以上出口，外汇收支可以平衡。”深圳经济特区之所以能够连续10多年外贸进出口居全国大中城市首位，与邓小平同志当年的具体指导是分不开的。 经济特区有多种形式。1984年，邓小平同志指出：“厦门特区不叫自由港，但可以实行自由港的某些政策，这在国际上是有先例的”。“除现在的特区之外，可以考虑再开放几个港口城市，如大连、青岛。这些地方不叫特区，但可以实行特区的某些政策。”他不仅首倡建立了深圳、珠海、汕头、厦门、海南等综合性经济特区，而且推动建立了沿海开放城市、保税区、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技术园区等其他形式的经济特区。
经济特区的发展要借鉴外国的文明成果。1978年，邓小平同志指出：“任何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都需要学习别的民族、别的国家的长处，学习人家的先进科学技术。”“我们要把世界一切先进技术、先进成果作为我们发展的起点。”1983年，他指出：“我们要向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经营管理方法以及其他一切对我们有益的知识和文化，闭关自守、故步自封是愚蠢的。”1992年，他再次指出：“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
经济特区要发挥带动和示范作用，实现共同富裕。1985年，邓小平同志指出：“我们的政策是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以带动和帮助落后的地区，先进地区帮助落后地区是一个义务。”1988年，他又指出：“沿海地区要加快对外开放，使这个拥有两亿人口的广大地带较快地先发展起来，从而带动内地更好地发展，这是一个事关大局的问题。”他还反复强调，经济特区还有一个重要功能，就是在发展自己的同时，也要带动落后地区的发展。1992年，他再次指出：“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的构想是这样提出的：一部分地区有条件先发展起来，一部分地区发展慢点，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的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